世界实时：新冠三年后，TikTok真的让美国政府害怕了

文 | 猫骑士

(资料图片)

最近几天，TikTok再次出现在中美舆论风暴的中心，拜登政府以美国国家安全为借口，威胁封杀TikTok。这一幕似曾相识，在2020年懂王下台前风雨飘摇的8月份，美国政府以同样的借口对TikTok做出了同样的威胁。得益于时局的飞速变化与商务部的法律救济，TikTok有惊无险的度过了那一次危机，但张先生作为世界公民的自信和对美国政府的软弱显而易见的为这个危机留下了深刻的伏笔，这个伏笔在三年后的今天，终于从草蛇灰线变成了主线剧情。

如果读者们还有印象，三年前的第一次TikTok危机，笔者在新潮发过两篇文章，一篇因为被公关投诉下架不提，另一篇分析，如果把视角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其中的观点依然适用于当下TikTok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节省读者们的时间，我做个简单的总结：

顶级的用户数量和用户粘度，直接挤占了以脸书为首的信息资本集团的市场空间；流动性好，资产轻，发展空间大，恰好契合了华尔街金融集团对优质资产的渴求；立场中立不过问政治，在美国目前极化的社会氛围里，又面临着某些人臆想中对美国政局进行影响的无罪推定打击TikTok，是硅谷的信息资产阶级、华尔街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新英格兰德克萨斯的政治门阀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目标，是美国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美国反共反华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原文内容不止这些，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对困境背后的原因及对策都有宏观的分析。但时间过去了三年，TikTok面临的新危机，是否还适用于旧的分析范式呢？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虽然贸易战还在打，但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舆论界的重视程度都大不如前，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世界。三年前一同面临美国打击的中国APP不止TikTok，然而三年后美国政府对TikTok的警惕程度已经远高于其他。

TikTok在新冠疫情的世界里更深的融入了美国社会，这种融入带来的力量直白的表现在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里，一言以蔽之，短视频社交确确实实开始威胁美国极权联盟社会的统治者嘴里所说的“国家安全”。

美国政府封杀TikTok的动机不再是贸易战的借口，而成为真实存在的需求。TikTok已经对传统的统治逻辑—至少是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统治逻辑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再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TikTok本身并不输出内容，自然也不会带着来自中国的舆论战武器进入美国社会，但却真实的对美国式“统治”产生了挑战，这种挑战显然超越了国家对抗，现实中也是如此，对美国政府威胁封杀反对声浪最高的不是大洋彼岸的中国政府，而是TikTok的美国用户们。今天我们从几个深层次的视角，和大家聊聊在新冠三年之后的今天，TikTok为什么能让美国政府如此害怕警惕。

TikTok在美国与抖音在中国——相同逻辑，不同结果

构建信息茧房是传统媒体舆论治理的主要方式，它们是内容的生产者，是议题的制造者，又是信息渠道的垄断者，导致用户根本无法选择。就如同美国社会典型的党争议题，如果一个人支持特朗普，那么他自动和拥枪、反对堕胎绑定在一起，由不得他自己。

从现实看，即使是美国这样媒体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民众对传统媒体的敌意和反感也是肉眼可见的。社交媒体刚刚出现时似乎带来了新的曙光，社交媒体平台本身不创造内容，用户既是内容的生产者也是内容的消费者，短视频平台本身的工作也只是根据用户需求通过算法推送内容，这描述了一幅多么拥有吸引力的未来。

但问题在于，就像所有鼓吹去中心化的项目一样，内容和生产去中心化了，但流量入口还是高度集中的，掌握流量入口的力量才是决定内容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自然就是统治的权力。推特，脸书，油管已经深入了普通人的信息生活，虽然它们也早已使用算法和信息流机制，但它们并没有带来TikTok有如击碎次元壁一样对美国社会的冲击。

为何会如此？

TikTok之所以在被美国政府打击三年后仍然保持着美国社交媒体公敌的地位，是因为它的核心产品逻辑不同于脸书这样以熟人社交起家的美国主流平台，在激发用户创作兴趣和算法信息流推荐的机制探索上远超美国其他同行，这使得脸书等产品虽然想竭力模仿，但在产品基因上仍然差很多。

不同于中国人在飞速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对世界的了解，由于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和媒体的引导，大部分美国人在过去是难以了解或是想象自己的村镇或是城市之外的生活的，由此产生了诸如“佐治亚被俄罗斯打管我毛事”之类的笑话，文字社交媒体，熟人社交媒体和传媒视频平台也并没有对这种情况产生太大的改观，但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时代则完全不同，视频对用户没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更加直观且感性。短视频媒体平台商业模式的成熟，更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交互和分享。

这使得抖音-TikTok这类在推荐算法上走到极致的产品，在中美两国却产生了逻辑原理相同，作用到社会现实却截然相反的效果。

从中国互联网开始具备一定规模之后，网络长期就是社会负面舆论和信息的主要扩散渠道。首先，不同于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对美国统治秩序的深层配合，国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种不被说破的反体制倾向，且国内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长期停留在表层，管理方式落后。传统平台如微博，早在十来年前就已经是网络反体制大V舆论的集中地，“微博建国”的乱象就是那段时间由来。

在20年新冠疫情初和去年疫情放开前夕，微博等平台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起到类似作用。 所以对于普通中国网民来说，从互联网飞速发展开始，”主流舆论信息茧房“就是难以存在的。

而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型短视频信息流平台，从机制上天然就有展示和迅速放大社会负面信息的倾向，这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同20年欧美疫情爆发后，很多日常不关注主流新闻媒体的人也会通过抖音等平台看到很多关于欧美疫情乱象的真实场景，加强了对国内防疫工作和成果的认同感，在22年国内防疫压力增大之后，短视频平台则成为防疫过程中”负面新闻“的放大器，通过不断渲染扩大防疫造成的”次生灾害“和将国外疫情情况进行美化，极大加剧了普通人对真实世界认知的扭曲。

可以说，中国如今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发达程度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在对短视频平台管理方法上仍未探索出成熟机制的当下，短视频用海量视频影像一方面给人们分享着真实世界的图景，一方面仍然在基于推荐算法和信息流机制制造着信息茧房，比如，“唐山打人”事件在短视频的渲染下仿佛变成了全中国随处可见的事件，这显然不是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反应。这种机制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长期的双面影响。

然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在舆论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管理上的手段很成熟，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平台长期以来默契的执行着扮演不同角色定位分化人群，整体上小骂大帮忙的策略，使美国群众如上面所说，长期处于媒介权力构建的各种信息茧房之中。

对外关系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会议、三连委员会，美国基本所有主流媒体和平台的头脑都是这三个委员会的成员

社交媒体背后依然有统治权力的存在，依然可以用传统媒体的逻辑去进行舆论治理，在一个无数用户都在制造产品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内容符合社交媒体背后所支配的力量的需要，放大这些声音，减小那些反对的声音，就足以实现传统媒体的功能。更妙的是，在传统公共生活中，媒体由于“内容制造者”这个带有规训意味的身份而受到的责难消失了，媒体—受众这个二元场景的对抗叙事也不存在了，那么无论是需要变大的声音变得更大，还是需要消失的声音越来越小，都被包装成了用户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变化需要的只是算法上的一些改动。

随之而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是技术的外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舆论治理的逻辑，这种改变是面对所有用户的，它同样会改变掌握着社交媒体的力量，算法已经成为了权力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到，在美国想象中的用户的产品互为砖瓦搭建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个更加非理性更加极端的信息茧房。决定产品为用户带来一个更好或是更坏未来的核心力量，不是产品本身，依然是权力的外部性发挥的作用。

在中国智能机和4G网络普及之后，美国的群众互联网触及率就已经不如中国，而且之前并没有如TikTok这样做到极致的短视频信息流产品，更何况TikTok是一家心慕美国，但并非属于美国的企业，这造成了这样一种独特情况——

它像在中国一样，继续用海量真实世界的影像制造着信息茧房，但并不像在中国一样在底层机制上有那么强的反体制（美国）倾向，但又没有被融入到美国政府所熟练掌握的对媒介权力的管控机制中，这反而造成了它的独特——不带倾向，少受管制的以算法机制给普通美国人展现着真实的美国社会生活。

对美国民众来说，TikTok之所以不同，恰恰就在于它产生于中国却在中国之外，活在美国却又不受美国政府约束，简而言之，它在权力的外部性无从发挥的世界里活成了短视频社交媒体本该有的样子—让用户自己去创造和消费，平台要做的仅仅是让他找到自己的需求。

真实的美国社会生活什么样？从我们普通人，到润人，慕洋，高华的答案可能千差万别，但对于身处于美国社会的普通人来说，在以前限于自身在主观能力和客观现实的双重约束，对自身生活的表达占据了主流，TikTok出现之后，过去人们在传统媒体的滤镜中所看不到的真实的世界，在无数用户们分享的碎片中拼凑出了接近它本来的样子，而用户则通过这种方式对现实世界有了从未有过的广泛了解。

与美国的其他媒体相比，TikTok的世界里就像有无数热爱美食的厨子们在制作并自由的分享食物，或许并不都符合彼此的口味，但已经不是肯德基可以想象的概念了。

前段时间俄亥俄州生态灾难事件就是这种变化的写照，媒体通过无视和边缘化的手段来消弭注意力，但平民手中的相机已经将被污染的溪水、被酸雨腐蚀的汽车和天上骇人的蘑菇云传播到了整个国家，过去事不关己的人们被真实的生态灾难所震撼，牢不可破的认知屏障轰然而碎。

TikTok如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从三年前特朗普政府试图封杀TikTok，到这次拜登政府也试图封杀，国内都有人试图以”围中救美“的逻辑来洗地，说国内当年对谷歌做的事情也同样如此。然而在三年前那次，曾担任过谷歌中国CEO的李开复就已经说明，谷歌是不愿意遵守国内政策而选择退出。最近学者沈逸也进一步披露了谷歌当年退出中国的动机。

其实，我们还是挺想看到TikTok如果以外企的身份彻底融入美国的媒体管理体系后是什么样，这对于我国对短视频这样的新型互联网平台管理也会有一些参考价值。然而美国政府的表现显然是极端非理性的，并且完全将西方所谓的商业精神抛到了脚底。

美国政府面对TikTok为何如此不理性？当下有许多解读，在这里我们提供一个深层次的视角。

前几天拜登发言称，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例外主义理论上的国家，这一点想必也是深植于公知，高华，慕洋等物种的心中。然而，TikTok的特殊情况和这类产品的机制，正在冲击着这种美国观念论的根源。

沉思录作者二博士在《<流浪地球2>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中指出一个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事实，西方政治哲学是由虚构的逻辑起点作为基石的——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讲义》，就将近代霍布斯的《利维坦》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始，因为霍布斯首先讨论了政治哲学的起点——“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当中，无论是“社会契约论”，还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本质上都是通过设想现实政治的起点，依据概念和逻辑的推演来建构政治哲学的理论大厦的建构。一切的政治哲学概念，价值、自由、公平、合法等等问题，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进行讨论的。”

理性主义从虚拟的起点通过逻辑构建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从逻辑出发构建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通过程序正义实践政治生活，这似乎是个完美的闭环。现实中美国社会的共识也是如此，因为忠实（也不尽然）的执行了选票政治的程序，所以由此得到的一切都是好的。

但逻辑最终无法代替现实，合法性的辩护无法代替由人对真实世界的感受产生的质疑，最终汇聚成一个问题：政治生活到底是由现实实践构成的历史概念还是由逻辑串联范畴构成的理性概念？

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毫无疑义的，无论是神话还是历史，是过去还是当下，政治生活永远是个历史概念，在神话中大禹治水有功成为首领，在历史中秦灭六国建立帝国，中国当代的政治生活是建立在过去百年救亡图存的历史之上，它们都不依赖于某个虚构的假设之上的逻辑推演。

同样的，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可疑了，如果政治生活是个理性概念，那如何面对现实中崩坏的社会呢？如果政治生活是个历史概念，那么“社会契约论”中描述的场景真的发生过嘛？多大程度上发生过？现实又如何解释呢？

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这种”触达真实“越发达，美国人就越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谁是美国人？什么是美国人？人被越来越分化成不同族裔，政治倾向，性取向，群体权力的美国普通人，却赫然发现脚下大地的虚幻——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但这观念是建立在世界霸权的基础之上，当霸权衰落底层崩坏，观念就会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TikTok实际上动摇了程序正义统治的基础——当然不是逻辑推演本身，而是让民众原子化并远离真实世界的能力。

“1984”式极权主义癔症背后的独裁者联盟

美式观念塑造的共同”敌人”是什么？美国式的程序正义统治背后是什么呢？TikTok的第二次危机同样也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盎格鲁萨克逊社会舆论机器长期以来致力于塑造一种高效精确权力集中于一人的极权社会作为吓唬民众的工具，《1984》中的大洋国就是典型。

在《1984》里，奥威尔虚构了这样一个政权对国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权力结构，它真的可以存在吗？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小饭店模型时间。

假设你现在投资了一个小饭店，十几号员工，这个饭店是你完全独资的，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小社会，而且在私有制下法理上是无可辩驳的。

开店管理是核心，偏偏你的员工又不太规矩，你每天在店里走来走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员工不敢偷懒了，按照你的要求兢兢业业地工作。

很快因为效益不错，你决定扩大规模，现在员工增加到100多人了，你发现你根本监视不过来，没办法，只能招中层管理人员来管理，但显然的，你得赋予他们一定的管理弹性和自由裁量权，否则的话你实际上就只是找了些人肉监视器而已，实际的执行还得自己来，而你本来就处理不过来，岂不是自找麻烦？

你招了十几个中层管理人员代管，饭店更上一层楼，现在有上千个员工了，但好景不长，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跟基层员工或勾结或对抗，搞的鸡犬不宁，效益不佳，你又得想办法，给全店加装了摄像头，但你发现一个问题，你根本看不过来，考虑到之前中层管理的教训，你委托软件公司给你设计了一个智能识别系统，自动识别员工的行为，为了这个系统，你付出了大笔的金钱。

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软件公司发现，制造一些焦虑更有助于你升级购买他们的服务，于是他们就把智能识别的算法稍作改动，使其总是倾向于把上客高峰期更努力低谷期相对懈怠的员工行为推送给你，这样反倒让管理效率更下降了。

知道真相的你眼泪流下来，难道管理一个饭店就这么难吗？

如果做过生意开过店，你看到我这个简单的模型，大概也会会心一笑。是的，就是这么难。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极权的权力结构运作碰见的典型困境。如果你要保证权力的绝对性，那么你的权力就不可能太大，如果你想要管理更大的社会，你就必须让渡你的权力，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想要提升精度，你就得为外部性付出成本。

除非你决定只是当一个饭店老板，否则权力拥有者在广义上必须有权力的让渡，必须让管理者拥有权力。结合社会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越低，管理者的群体越大，权力越分散，技术水平高，管理者群体越小，权力越集中，但技术水平越高，外部性就越明显——

最显然维持技术运转需要的技术人员的水平和数量就越高，而当你把管理寄托在技术上的时候，掌握技术的群体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权力机器的一部分，也在分走你的权力，而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社交媒体实际上都在从政府那里分走公共权力。

总之，要出现1984这样一个极权体制，如果你要追求权力的绝对性，就面临着要么权力分散/要么外部性影响巨大的两难选择，这也就意味着极权已经破产了。

在这个最简单的模型里，是不涉及权力的来源的，这个饭店，既可以是你父母给投的钱，也可以是你自己中彩票的钱，也可以是你偷的钱，也就是说，从宏观上不涉及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困境不随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是权力运行内禀的问题。

那么这种困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模型的描述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是人自身的问题，确切地说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作为生物的人处理信息的局限性导致的问题，人作为生物，获取信息、分析决策以及沟通的能力是有极限的，而且这个上限并不高，这就导致了从生物的角度无法同时兼顾广度、深度和效率，相对来说，这种问题可以借助技术进步极大的缓解，比如速度更快的通讯方式，更有效率的思维训练，歧义更少的语言等等。

但并不意味着光靠技术进步就可以消弭这种障碍，因为还有更深刻的第二个层次，即作为概念的人维护自由意志的实现导致的问题。只要人类还不想进入黑客帝国式的未来，那么作为概念的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价值的第一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运行必然要为人的自由意志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妥协，这就导致了这种逻辑困境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被解决。

美国政府对TikTok的封杀威胁更显得荒谬，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在TikTok全方位无条件遵守美国法律约束配合美国政府要求的前提下，尚且无法忍受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怎么会想当然的认为一个更敏感更脆弱的“极权政府”可以容纳技术的外部性影响并稳定运行呢？

TikTok现任CEO，新加坡人周受资，代表着 TikTok“国际化”的姿态

既然这样的极权体制无法存在，那么回到问题本身，奥威尔构造一个臆想中的邪恶的极权世界，又是为什么呢？憎恨什么，必然是为了维护它的反面，作为一个伊顿公学出身的英国上层阶级，他的权力观念内里还是植根于所属阶级的权力结构，确切地说，就是昂撒体系下的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是什么呢？

以前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拜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割裂，这几年美国的一系列闹剧，让我们看的越来越清楚了。就是一种非暴力的僭主体制。用去政治化的（身份认同、边缘议题、煽动仇恨）的手段来代替传统政治生活（用公共权力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而窃取政治权力从而形成的僭主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了一种公共关系上的封建状态，而这个抽象的封建社会里，有大大小小的僭主蜕变成的独裁者，这些独裁者通过权力的互相寻租来实现社会统治。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上文反复提到的极权联盟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盎格鲁萨克逊社会的独裁者们反对的不是极权本身，反对的是有可能摧毁那些分散的独裁者们的极权，反对的是导致权力无法寻租的极权，反对的是让僭主们无法行使极权的“极权”。而得益于技术进步，TikTok恰好承担了这样一个妨碍独裁者们行使极权的角色，也无怪乎要被杀之而后快了。

结语：飞奔向两个方向的世界

不同于三年前，美国对以TikTok为首的中国APP的打压还主要是基于贸易战的逻辑，在新冠三年之后，世界发生深刻变化，欧美世界处于经济危机边缘，而当下的TikTok，对美国普通用户进行的“真实世界”展示，以及对美国国家观念的消解，对美国人身份认知的影响，已经切实变成了美国执政者们需要警惕和强力干涉的问题。

对于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探讨，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析只针对美国社会，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站在中美对抗的中国立场上看待这些变化。2020年我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明确提出各国应要求本国企业遵守所在国法律，这也就意味着在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下，我国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在所在国的生态依然取决于该国政府如何运用这份力量。

但不同国家运用能力的差异和国际互联网企业超主权的特性注定了这种力量往往会转变成一种压力甚至负担，转变成对社会治理能力进行考验的阳谋。对另一部分已经习惯于将一切媒体工具都转变为意识形态极权统治机器的国家来说，这反倒成为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在飞速远离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们，免不了会被撕得粉碎。